最后，才知道该如何爱你

　　——父亲教我的人生功课

　　信念

　　假如你问我信仰是什么，

　　它是九十老者的身躯，竭力挺直。

　　每节脊椎，都是证据。

　　每块肌肉，皆为奇迹。

　　透过那面纱般的肌肤，

　　骷髅已可见。

　　假如你请我布一次道，

　　我将给予你那肌肤，

　　上面的每道皱纹都是一则寓言。

　　假如你还要坚持进行圣礼，

　　我宣布，拿你的手携起她的手：

　　用你的肉包裹她的骨。

　　这是唯一的自救之路。

　　直到你无须再问我，

　　信仰是什么。

　　信仰就是那身躯，

　　那身躯。

　　阿门。

　　前言

　　我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人的儿子。父亲如果知道我这样形容他，一定会不高兴。在他的记忆中，自己仍然是年轻的——全然不顾自己根本无法自行从椅子上站起来，非得靠旁人的搀扶或者助行器才能艰难地从客厅挪到卧室。但好不容易站稳了的他会转瞬间忘了这回事，他会惊讶地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了？

　　他不知道，我在说他是“很老很老”的人的时候，用的是老年学术语，指的是美国人口中迅速增长的一部分——那些超过85岁的高龄人群。作为一名内科医生和老年病学专家，照料这些像我父亲这样的高龄老人正是我的专业，我已花了毕生精力，至少是最近的三十多年，照料他们。

　　这本书叙述的就是过去三十多年来，我作为一名医生，作为一个高龄老人的儿子，照料父亲以及像他这样年纪的老人的经历。对我来说， 它是一部个人回忆录，同时其中又寄寓着对高龄老人看护的若干理念。其中，有我的从医生涯，有我的心境变化，以及我所目睹的老年医学界的变化。故事的核心是我的家庭——父亲母亲，父亲为主。正是父亲使我成长为今天的这个样子。

　　2005年，我利用职业的便利，写了一篇名为《我们该拿我们的老爸怎么办》的文章，描述我这个老年病学医生如何亲眼看着与母亲共同生活的父亲，逐步变得不能自理和痴呆的过程。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讨论健康政策的期刊《健康事务》上面。后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文章的节录，紧接着全国各地的报社竞相转载了这个节录。本来，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刺激国人讨论：在不可阻遏的老人潮到来之际，做子女的应如何对待我们日益衰老的父母。没想到，文章刊发后的回应如此之大——国家公共电台的《戴安?瑞姆》（Diane Rehm Show）节目和《泰芮?格罗斯自由广播》邀我访谈，当地电台和电视台也都邀请我做节目。我还应邀在全国医疗会议上演讲，在医疗学术中心作专题报告，甚至有媒体邀我写关于衰老和老年人看护的专栏文章。

　　最让我措手不及的是，从全国和世界各地寄来的数千封电子邮件和来信，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们。我是一名医生，毕生的工作就是坐诊，出诊，问询病人的病情，为他们解决困难，但不管怎样，我一次只需面对一个患者。现在，我一下子每天接到数百封求救信：恳请我给他年迈的父母或配偶以帮助和建议；告诉我孤独、被子女忽视的心碎故事；告诉我与医护人员接触的糟糕经历；临危病人给我讲述他噩梦般的遭遇；远方子女向我袒露他们对父母深深的内疚。甚至还有来自其他州病人的预约，乃至咨询如何快速安乐死的人。那段日子，我每次打开电子邮箱时，都感觉力不从心，难以应对，有时甚至感到畏惧。

　　我不是搞研究的科学家，也不是政策研究人员或者哲学家，更不是圣人和大师。我只是个医生，一个临床内科和老年病学医生，我所能做的只是用心倾听病人的自诉，然后以我的临床经验、少许的常识和真诚的关心，帮助解决病人的每一个问题。

　　今天的美国有450万像我父亲这样的高龄老人，他们之中仅有5%可以完全无碍地活动，而有50%的人的智力不同程度地受损。可能你的父母就在其中，或者你的配偶是，或者你自己就是。

　　2030年时情况将更为严重。那时，美国将有7200万以上的人年龄超过65岁，有1000万以上的人年龄超过85岁。到2050年，85岁高龄老人数量预计将达到今天的4倍。

　　可惜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写一本《照料老年人必知的十大法宝》这样的畅销书，我现在写的不是那种书。

　　我们都在寻找答案，都在想为父母做“应该做”的事情，不管是为了人生伴侣还是我们自己，抑或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但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事情，哪些是“应该做”的事情，我当然也不会假装知道所有的答案。

　　每个家庭都沿着各自的旅程不断前行，直到至亲走向生命的终点， 然后发现留下的只是些回忆而已。如果像我的父亲一样，连记忆也没有了，只好由做儿子的来搜寻往日生活的线索，像丝线一样，编织到当下的生活情境中，并为它找到某种生活的意义。这就是我写这本书——我的家庭的故事，我的病人的故事——想带给你的东西，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写作本书，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想通过追寻自己身为儿子和医生的过去，最终能坦然面对父亲母亲的衰老过程和迫在眉睫的大限。我完全明白，紧接着的就是我。另一个原因，我无意于把本书写成一本老年人护理指南，而是希望通过我亲身经历的家庭故事，能引起你与所爱的人的共鸣。如果你能从我的文字透镜中发现些许折射出来的真理微茫，获得自己的一点人生体悟，我也就万分欣慰了。




第2节：父亲是个老老人(1)

　　父亲是个老老人

　　1960年我12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我一本罗格?彼德森撰写的《北美洲东部鸟类观赏指南》。父亲酷爱观鸟。我年少时，他就经常向我讲起他20世纪20年代在巴尔的摩成长的童年故事，讲他如何热爱鸟类，以至于徒步穿越森林追寻每一种新发现的鸟类，并为最终能偷偷靠近这些鸟儿观赏一番而感到兴奋。那时候，他还没有观鸟指南这类书，也没有望远镜，全靠自己肉眼观察。正因为如此不易，他每次前往森林观鸟时，都会记住所遇到鸟类的喙和翅膀的形状，色泽和斑纹的样式，以及飞翔与觅食的习性，然后直奔伊诺克?普拉特免费图书馆一一查个究竟。父亲就这样认识了巴尔的摩这个他所出生城市周边的几乎所有鸟类，包括巴尔的摩黄鹂、猩红比蓝雀、棕肋红眼雀。

　　在父亲送给我那本观鸟指南书以前，我从未听说过彼德森这个人。之后的岁月里，我通过他所从事的鸟类研究事业，所创作的绘图和著作，对其有了较深的了解。彼德森在某些方面和我父亲很相似。他于1908年出生在纽约州詹姆斯镇一户移民人家。他在学业方面并不出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是上大学的料”。但他能够倾注自己一生的热情在禽鸟描绘方面，这是他一生不变的最爱。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作品能够像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美国画家、博物学家，他绘制的鸟类图鉴被称作“美国国宝”——译注）或路易斯?阿加西斯?福尔蒂的一样悬挂在博物馆的墙上。他在某次采访中表示，自己可用于绘画的时间并不多。“指南书让大家认识了我，每个人都希望我写得更多些。”彼德森极度繁忙，他去过17次南极，观察过世界各地4500种鸟类，而他写的野地观鸟指南类作品已超过50部。

　　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家就在巴尔的摩西北部绿草地大道旁。12岁生日那天，父亲和我一起坐在家中后院门廊。我不高兴地撅着嘴，因为父亲送给我的是他喜欢的观鸟指南，而不是我最想要的新棒球手套。那时，我还没有像父亲一样喜欢鸟类和大自然。我心不在焉地翻着父亲送给我的书，直到眼睛一亮，被彼德森描绘的一幅靛蓝所震撼。那幅图描绘得极其生动，鸟身颜色脱俗，似乎鸟儿就要跳出纸面。

　　于是，我问父亲：“你见过靛蓝鹀吗？”

　　“当然，”父亲回答说，“现在咱们这里就有好多。”

　　他的目光越过家中的草坪，投向小巷对面长满杂草的路沿。

　　“那儿就有一只。”父亲对我说。

　　“在哪里？”我从书中探出头来，满怀期望地在那片茂密的野花里搜寻着，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试试这个吧。”父亲从背后拿出他那架部队配发的双筒望远镜。他之前一直把它放在卧室壁橱的最上层，那里是我不能触碰的禁地。“生日快乐，臭小子。”

　　他把望远镜递到我的手里，看着我的眼睛。我还记得从他手中接过望远镜放到眼前观看的情形：鸟奇迹般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视野中，这是我年少时见过的最美丽的事物。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把这记忆中最美丽的事物也忘记了呢？

　　父亲就已忘记了几乎所有关于鸟类的记忆，大多数时候也忘记了我是他的儿子。他见到我时总是很高兴，不过通常都认为我是他的兄弟或是一位忘了名字的年长的朋友。我要走时，他总是说“没事你应该多来的”，即便我数小时前刚来过。

　　父亲86岁，属于美国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那部分群体——超老群。这个群体中约有半数的人患有痴呆症或不同程度的智力受损，尽管他们的亲属可能不知晓。那些介于75岁和84岁之间的老年人——比如我的母亲——属于老老群。而超过65岁不到75岁的，属于一般的老人，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数目也在剧增。数百万像我这样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正迅速向这个群体迈进。

　　每次探望过父亲，如果他还醒着，我会说：“我爱你，爸爸。”当他回答“我也爱你”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惊讶。因为父亲从前绝不会直白地对我说这句话，无论我是他12岁的小儿子还是50岁的老儿子。现在，我已年近花甲，他也即将90高龄，此前束缚他感情表达的严父形象等因素已随他的失忆不复存在，这时，他才能坦然表达对我和弟弟的感情。这可以说是他的渐进性的失智症带给我们的礼物。

　　依靠烙印在头脑里的星图，每一只靛蓝都会记得返回自己出生地的迁徙路线。它们每年春天从尤卡坦半岛出发，整夜飞翔，穿越漆黑无林的墨西哥湾，在陆地进入视野时辨认出大陆边缘的海岸线和河川。最终到达迁徙地时，它们能凭记忆寻找那些可供栖身的橡树林，然后嗅到当地沼泽的气味。就这样，它们找到了回家的路，并在晨曦到来时，像多少年来它们的父辈一样唱起同样的曲调。如果失去这些记忆，它们将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我们都在变老。这不是什么新发现，但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容颜开始变老时，才真正亲身体会到这一点。这是所有生物自第一组自我复制的核酸产生最初的复制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后必然的结果，人类也不例外。人类细胞只能进行有限次数的分裂，此后，细胞核中存储的细胞分裂操作信息变得混乱，不能再指导细胞继续分裂下去，新陈代谢功能随之受损。衰老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有趣的是，唯一一种可以无限期、不间断分裂下去的成人成熟细胞是癌细胞，这难以使人欣慰。这种现象被最先描述它的分子生物学家称为“培养皿中的永生”，这多少有点黑色幽默。人类世界并无永生，尽管我们不愿承认。




第3节：父亲是个老老人(2)

　　身为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正在读研究生）的父亲的我今年58岁，正站在人口统计中所谓“婴儿潮”一代的最前列。我们这代人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被夹在两股不断互相竞争的需求之间，一股来自我们的日益衰老的双亲，一股来自我们自己的儿女。尽管我们这代人大多数尚头脑清醒，神志健康，但依然如同我的父亲一样，忘记或者不愿意承认我们正在变老的事实。我们不但尽可能把自己打扮得看起来年轻点，感觉年轻点，而且总是逃避谈论衰老和死亡的问题。75%的美国人不与任何人（甚至包括他们最亲近的人）谈论自己的死亡问题。我们可以逃避谈论衰老和死亡，但我们无法逃避这一现象自身。现在，美国的老年人口正如浩瀚的内陆海一样，不久将摧毁我们脆弱不堪的医疗体系的堤坝。

　　我不知道当我在键盘上敲完本书的最后几行字，或者到出版社把崭新的书印刷出来的时候，我的父亲是否依然健在。如果他还活着，我会把书放在他的手里。他的失智症如果还未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我知道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他状态良好，他会拿起这本书翻看起来。我的父亲从未读过什么高等学校，但始终保持着热爱阅读的传统——入睡前床头柜上或枕边经常放着一本书。他的屋子里，结婚时的那张床已经搬走，取而代之的是医疗床、便器椅、轮椅和助行器。他那拥挤不堪的书橱仍靠墙放着，里面多是些小说、传记、历史故事和艺术类书籍。即便是现在，父亲手里仍经常拿着一本书，虽然总是看第二页时就忘了第一页。

　　父亲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时，第一次心脏病发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陆军飞行团服役近五年，幸而保得一命。之后，经营过小生意但随即放弃。养大了两个儿子，然后重拾对艺术的爱好，创作出几十幅色彩鲜明的油画。再以后，父亲就开始走下坡路了。65岁获得医疗保险资格的那年，父亲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他的心脏功能从此受损。75岁时，父亲又患上了前列腺癌，为此忍受了一系列的化疗。81岁那年，他的呼吸变得急促，经常提不上气。随即因充血性心力衰竭住院治疗。

　　在医院里，他接受了利尿剂（旨在降低体液负担）和辅助供养治疗，一开始似乎有效。但医院里嘈杂的环境、陌生的面孔、时不时的血液检查，以及往来奔波进行化疗，这一切让他吃不消。不到两天时间，他就出现偏执和妄想症状，不能吃饭睡觉，分不清现实和幻想了。越来越严重的精神错乱像狼群般包围着他，侵蚀着他与现实生活的微弱联系——他的家，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儿女。他猛烈攻击这无形的恶魔，尽管攻击的其实是那些带着营养品，想关心、照料他的人。

　　他时而喊着“离我远点”，时而又清醒似的要周围的人“带我回家！请带我回家”。他的攻击性越来越强，以至于必须采取措施约束他的行为。先是用药物控制，后来不得不采用外力以避免他伤害到自己和照料他的人。

　　如影随形的疾病狼群正使父亲变为一个大家不认识，难以接受的人。

　　* * *

　　我从未奢望过父亲能活到86岁。纵观人类历史，在绝大部分时期，能活到这个岁数的人少之又少，只是到了相对较近的近代——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如此长寿的人才多了起来。事实上，当代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80岁以上人口最多的时期。作为医生，我有幸见证了使人类寿命得以大幅度延长的每一次技术进步——从抗生素、脏器移植手术、冠状动脉支架到各种降低胆固醇的药物——这些不断出现的生命延长药物和技术，归功于我们的现代医药工业进步。而且，当我为病人治疗时，屡屡发现，许多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自最后一次住院后，父亲已在家住了5年多。他那次出院时，我发誓再不让父亲住院治疗了，原因很简单——我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想让父亲待在家里疗养，在他过去27年每夜安睡的自己的房间，直到呼吸停止、身体安歇。我希望届时我能守在他的身边。截至目前，我守住了这个誓言。这多亏了几乎失明了的母亲、我兄弟以及一位热诚、尽心的家庭健康保姆的帮助。当然，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我从自己也变得衰老这个事实中得到的亲身体验。

　　虽然我是一名医生，但请不要认为，对于每日照顾父亲（接下来就是我的母亲了）时随时可能袭来的各种问题，我知晓所有的答案。这段艰难时期，我和我的家人像众多家庭一样，携手共渡难关。我虽是个老年医学医生，但在应对父亲衰老过程中的诸多现实问题时，却与任何人同样感到费力。即便我能凭借经验预测父亲的病情将要发生什么转折，靠我的专业训练详细描述他的病况进展，或者使用专业术语记录他迈向死亡的每一步，但我却完全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到来。这段日子里我所能做的最能减轻我的悲伤的是，当我出现退却的念头时，去体味那偶尔悟到的几许人生真意。这是我在这段悲伤时期所学到的宝贵的人生课程，我希望把它传递给大家。

　　当我想到父亲的病情时，会不自觉地从医生的角度看它。放射科医生会研究核磁共振成像结果，病理学医生则会通过显微镜观察固定在载玻片上的组织切片有何病变。放射科医生发现，父亲的脑部组织（包括大脑皮层）普遍性萎缩，曾经是重要神经连接的地方出现了积水。病理学医生观察到父亲的脑神经细胞（功能性脑组织）数量减少，细胞间的电化学信号联系或者说突触急剧降低——这些细胞突触正是以往父亲对复杂的外在世界进行分析以及记忆的地方。切片观察表明父亲的大脑各处都出现失去功能的异常细胞的残体，细胞间的联系要么混乱，要么中断，而且分布着将死器官的碎屑。

　　这真是个难解之谜。有时，我能感觉到他现在的思绪和行为背后的那种混乱，能感觉到他在不时抗争，以维持与一个由梦和梦魇交织而成的世界相联系。当往日生活的碎片偶尔飘过时，他因无法理解而变得暴躁、惊恐。

　　这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真的是我的妻子？我明明记得弗朗西斯是个年轻、貌美，长着一头长长黑发的女人啊。这真是我的家吗？怎么找不到厨房？我记得厨房就在楼下，现在却没有梯子，我怎样下去做饭呀？这个男人说他是我的儿子，我认识他，甚至可以说喜欢他，但他那么老，怎么可能呢？也许我才是他的儿子，或者是他的兄弟？可我记得我的兄弟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呀——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我很害怕想到这些问题。为什么我的脸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脸湿了……为什么我不能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到底怎么了？我真的老得这么快吗？我不是刚坐下来吗？我怎么就变老了呢？

　　当他困惑、迷失的头脑试图理解每天出现的这同一组谜题时，我只能站在遥远的彼岸旁观，哭喊。

　　在另外一些日子，他会对我说：“还记得我们在托马斯灯塔附近捉到的大鲈鱼吗？”于是我们快乐地回忆起那段时光：早晨4点钟就起床，开车驶过童年时那废弃的街道，经环形公路到格伦伯尼，停车在一家名叫“白咖啡壶”的小店买些培根和鸡蛋，共进早餐。然后把钓鱼工具和5马力的船舷引擎搬到租来的划艇上。划艇停靠在南河，用力把启动绳一拉，引擎就在隆隆声中转动起来，划艇就开动了。我们闻着引擎排出的浓烈烟气，平稳地驶出河口，朝闪烁着信号灯的灯塔驶去。此时，黎明才在海鸥的叫声和鱼鹰的俯冲中到来。开始钓鱼了，我们敲碎蚌壳把肉扔到船外的河水中，吸引那些被切萨皮克人叫做“石头”的条纹鲈鱼过来。接着，我们把装了饵的鱼钩抛进撒了鱼饵的河里，等待第一条鲈鱼上钩。父亲记得这一切，然后一下子又忘光了。

　　以前，他是我的船长；现在，我是他的。现在，他这个当医生的儿子用谈话来填补他那空洞的时间，为他准备每日服用的药丸；在他喘不过气时，为他加服一点利尿剂；在晚上则想方设法减轻他的恐惧——如果某个方法使事情变得更糟，就得立即放弃。作为儿子，虽知道这几乎无望，仍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重启他的记忆，梦想有一天，父子俩可以再进行一次灯塔之旅。




第4节：回忆之殇(1)

　　回忆之殇

　　1968年4月的那个夜晚，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在随后的骚乱中，父亲的生意也化为乌有，那时的他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十岁。这位伟大人物的被害无疑是场悲剧，但我们的国家却因此变得更好了些。而父亲这个卷入骚乱时代的平凡人的命运，却是再也无法从那场骚乱带来的打击中恢复。

　　那时，我们家在巴尔的摩北大街和普拉斯基的拐角处经营一家当铺。父亲、母亲、我，以及年轻的弟弟——全家人都为这个小生意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美国梦”的一部分，却在几个小时内被抢劫一空，成了那个愤怒时代的牺牲品。

　　我常常想起全家人在当铺一起工作的那些年，想象着如果我像父亲从死于肺炎的爷爷（时年50岁，当时正值大萧条开始）手里接过当铺一样继续这当铺生意，该是怎样的情景。

　　事实上这并不是父亲对我的期望。1965年，我考入巴克纳尔大学。第一学期读到半截，我因肺炎住进医院，落下两个星期的课程。我的功课跟不上进度，而且担心通不过有机化学考试。我变得想家、抑郁。我的父母在一个周日——那是他们唯一的假期——驱车直到路易斯堡我的宿舍，载上我后一起去萨斯奎哈纳河边的一个公园。我和父亲沿河散步。当时正值秋天，树叶在空中打转，然后落地。父亲和我都没怎么说话，即便有，恐怕也会被那奔流的水声淹没掉。他拿出我们那架双筒望远镜，对准美国梧桐悬垂在水面上的低矮枝丫。那天，我第一次从望远镜中看见了黄喉地莺，但并没有感到一丝兴奋。

　　之后父母一心想让我吃顿好饭，为我点了炸鸡翅和土豆泥。母亲每过1小时左右便来看我一次，问我：“你现在好点了吗？”

　　“当然。”我回答说，“我很好。”父亲则在旁边一言不发。

　　他们陪着我，直到太阳西沉。这意味着他们要在黑夜中开车回巴尔的摩了。

　　在宿舍里，父母和我说了好多告别的话。他们就要启程回家了，我倚着车门，从母亲那边的车窗探身进去。

　　“等一下，”我说，“我想回家。”

　　“可是这学期……你的功课……”母亲有些同意地问道。

　　“我可以和爸爸一起在当铺工作呀。”我说。

　　父亲的目光越过母亲，他盯住我说：“你还是待在这里。”

　　“可是，爸爸，我担心我待不下去……”

　　“你给我待在这里。”说完，他摇起车窗开车走了。

　　几年后母亲才告诉我，在那三小时开车回家的路上，父亲哭得像一个孩子。

　　我10岁那年，巴尔的摩市政府为兴建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征用了旧当铺所在地，父亲被迫迁移当铺。新的“星辰当铺”位于巴尔的摩市北大街和普拉斯基街的拐角处，这是栋典型的巴尔的摩连栋砖屋，门前有白色大理石阶梯。父亲彻底改造了屋内的结构，装修完毕的新当铺让人耳目一新：高高的天花板，下面是灯光照亮的橱窗，橱窗里摆满了母亲亲手清洁、抛光过的戒指和手表。玻璃柜里则满满地展示着各种收音机、照相机、电视机，此外还有成排的套装和皮衣。当铺门上方的霓虹灯招牌上闪烁着“星辰当铺——万物皆收”字样。




第5节：回忆之殇(2)

　　我很高兴放学后或周六能到当铺里工作。这周遭都是本地住户，几条街内难以再找到一家店能像我们的当铺一样，可以供有事没事的人进去逛逛，买买衣服、鞋子或者一台收音机，而且价格便宜。

　　邻居看起来很乐意光顾我们。父亲总是免费为他们兑换薪资支票。我看见过好多次，父亲收下蛀虫咬过的套装，或是发出嗡嗡噪声的收音机，仅仅因为，他知道客人在领到下个月薪水前，需要一点钱救救急。

　　现在回想起来，简直难以相信父亲能靠着当铺生意赚多少钱。假如父亲借给一个抵押一双鞋的人3美元，按照法律规定，如果当鞋的人在30日之内赎回鞋子，父亲只能收取25美分的利息。而为了这一个月25美分，父亲得为物品登录造册，记载物品的详细状况，然后开具当票，填写一份警方报告。鞋子则要装袋，贴上标签，提到楼上存放好，等到赎取时，再把鞋子从楼下提下来。仅仅为了25美分。

　　当我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外面那个更大的世界是如何看待做当铺生意的我们的：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高利贷商人夏洛克一样贪婪、无情，简直和罪犯无异。这种世俗偏见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我永远难忘。父亲更是对世人强加给我们的这个形象感到难为情，至今仍然如此。当我们偶尔谈起他做当铺生意的那些年时，他会变得焦躁不安。他会说：“我不想再回忆那些事情。”即使他现在是一个老人了，即使他几十年再未踏入当铺半步，提起这件事，父亲还是感到难为情。

　　父亲是个老实、低调的人。他平生过手的珠宝无数，自己却从未戴过一件。非要说有，他只戴过一只流当的宝路华牌老式手表，而且还不是金的。

　　那几年里，我常坐在当铺里黄色富美家柜台旁的一个凳子上，父亲在柜台前评估典当的每一样东西。我看着他一丝不苟地填写必要的警方报告，包括物品的品牌、型号、序号及说明文字。还要为每一件珠宝类物品画草图，鉴定宝石的式样、大小和色泽。我还记得，当时我就觉得那些草图每一幅都像珠宝一样有价值。

　　父亲读初中时，有一次老师带给祖母一张纸条。守寡的祖母没打开纸条，就把父亲揍了一顿，因为她料想父亲一定是在学校里给她惹了麻烦。不识字的祖母移民自东欧的犹太小镇，总是担惊受怕，害怕家人惹出任何一点麻烦。父亲打开纸条后才知道，这位老师原来是想推荐他到艺术学校上课。父亲喜欢画画，而且确实有这方面的天赋。但当他把纸条的内容念给祖母听后，祖母却抢过纸条把它撕碎，扔在父亲面前，转身离去。

　　我还记得父亲第一次给我讲这件事时的情形。我忍不住问：“奶奶这样做是不是把你气疯了？她也太不通情达理了吧！”

　　“她当时不懂，”父亲说，“她拼命养活她的家庭。我们都在拼命地活着。”

　　经过几次中风后，祖母在一家养老院去世。那是所靠近雷斯特斯敦路的白色老房子，里面的草坪已被改造成铺着碎石的停车场。祖母去世前的几年，父亲和我每周日下午都把车停在这里。我很害怕这些初访养老院的日子。祖母瞪着眼坐在那里，对周围的事毫无反应，不断撕扯手上厚重的老茧。

　　妈，是我，莱恩……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妈？……杰瑞， 到这里来奶奶就能看见你了……给奶奶一个吻……妈，这是你的亲孙子杰瑞。妈，你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吗？我们很快就会带你回家了……妈，能听见我说话吗？

　　从养老院出来，我们爬进那辆老旧的绿色迪索托车里。父亲一言不发地坐在驾驶座上，过了一会开始哭起来。坐在副驾驶的我拍拍父亲的肩膀。“我没事，没事。”父亲急忙说。

　　但他并不是真的没事。祖母去世后，虽然他每天仍然照例开门做生意，但有好几个月都沉浸在悲痛的情绪里。那段日子，我常在夜里听见他独自哭泣好久。我知道母亲最后不得已说服他去看心理医生，这在当时是一个秘密。父亲只去了一次。几年后，我们到托马斯灯塔附近的海湾钓鱼，他仰着头想解开鱼竿上缠绕的钓线——那钓线缠作一团，半天解不开。我则在旁边接连钓到好几条鱼。

　　你知道我为什么再没去看那位心理医生吗？你知道他怎样对我说你的奶奶？我对那个人说了一小时的话，结果他说：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并不那么喜欢你的母亲？”没想到他竟然说出那种话……狗娘养的东西！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

　　父亲没有机会追求自己的艺术，每天当铺关门后，他便把绘制的珠宝草图折叠好附在警方报告里，送去辖区警察局。一年中总会有那么几次，警察上门来声称某件典当物品是赃物。父亲就一声不吭地把东西上交，不管由此带来的损失有多少。他庆幸的是能够找回清白，免除了销赃的嫌疑。“又不是你的错，”我对父亲说，“你怎么能够知道每件东西的真实来历呢？”我那时每每很生气。

　　跟父亲在当铺工作的那段日子，我学会了如何与人交谈、怎样倾听，知道了应以诚恳、同情与尊重对待每个人。在我此后从医的每一天里，我的病人都受惠于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东西。“顾客是上帝，顾客永远是对的。”父亲告诫过我许多次。上门的客人大多是家住附近的蓝领，父亲总能与他们融洽地相处。父亲能记住他们的名字，称呼他们时总不忘加上“先生”或“老板”等尊称，即便对脾气不好或不可靠的人，乃至醉汉也不例外。对于穷困潦倒的人也是如此。这种时候，父亲总是对我说：“你一看就知道，这些人生活艰难，需要喘口气，咱们有能力就帮帮人家吧。”除去上学的日子，我的青少年时代就这样在父亲的身边度过，不论放学后，还是周六和暑假，我都和父亲一起在当铺里工作，可是我从不跟别人谈起那段日子：不是因为父亲经营当铺的态度，而是因为丢了生意之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第6节：回忆之殇(3)

　　特伦斯?布伦姆是家住附近常来当铺的人之一，有时候还相当客气，像个体面人。一次我卖给他一套衣服，第二天他又上门叫我的名字，以便再买双鞋。偶尔，他在薪水未发手头拮据时，会拿东西来当，以渡过难关。这些时候他总是喝得醉醺醺地跑来当铺。父亲现在已记不起布伦姆是谁，可是一听到这个名字，他还是浑身不自在。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它与那次布伦姆先生赎回录音机有关。

　　那天，布伦姆先生到当铺来，父亲招呼他说：“布伦姆先生，你今天好吗？”布伦姆只是哼了声，把当票和几张钞票扔到柜台。父亲把票据给我，我从后面的楼梯冲上二楼的仓库，那是个洞穴般没有窗子的房间，我们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了——不是股票、债券和黄金，而是一排一排的衣服、收音机和电视机，一列一列的音响、步枪和喇叭，一摞又一摞的器械工具，一堆又一堆各式各样的鞋子，还有许多电风扇与公事包。每样东西都归置得整齐有序，有袋装的，有包裹的，而且都有标签和编号。我急匆匆找出布伦姆先生的录音机，抱着它冲下楼，撕掉标签，把包裹交给他。“欢迎再来。”我说。

　　布伦姆转身而去，十分钟后又回来了，通红着眼，咆哮着说我们弄丢了他的麦克风。

　　“你这小偷，”他满嘴酒味地向父亲叫骂道，“狗娘养的。”

　　父亲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布伦姆先生，请息怒，我们一定帮你找到麦克风。”

　　我又冲上楼梯，沿着刚才走过的地方一一查看，连架子底下和柜子后面都看了。结果还是没发现。隔着悬挂着的数千件衣物和整整一堵墙的鞋子，我还能听见布伦姆先生对父亲的咆哮声。

　　见我空着手下了楼，布伦姆先生将他的拳头向柜台上猛砸下去。父亲提议向生产厂家订购一个新的麦克风，或任意从当铺里待售的录音机中挑一台，可口舌费尽，还是无法安抚布伦姆先生的情绪。

　　“你这骗子！死犹太人！”他大声叫骂。

　　我退后到一边。我知道父亲在柜台下藏了把警用“点三八”手枪，我希望父亲拿出这对付劫匪的手枪瞄准布伦姆先生的胸膛。可父亲只是站在那里承受每一句羞辱，不停歇的羞辱。

　　这时候，一个小男孩手里挥舞着麦克风走进来。“爸爸，我在屋子后面的巷子里找到了它，”他说，“一定是从袋子里掉出来的……”布伦姆一声不吭，抬起脚就要往外走。

　　“就这样走了吗，连句道歉的话也不说，布伦姆先生？”我愤愤不平地责问道。此时的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有点自大，总是装模作样地想伸张正义。

　　布伦姆立刻转身，快速朝我走来，父亲赶紧挡在我们中间，我注意到他个子比我们父子俩高许多。“先生，没什么，一点小误会而已，有空再来啊。”

　　当时觉得父亲这样做很丢人，可他毕竟仍是我的父亲，我仍是他的儿子。此后的一场骚动改变了我的看法。

　　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的那个夜晚，我们一家人聚在屋里听收音机。此时，巴尔的摩的骚乱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接近我们的当铺。我想起二战时德军发动闪电空袭时，英国人就都躲在地铁里。紧接着，我们不断接到警方来电：“他们正在抢劫你的当铺！”然后告诉父亲：“赶快去吧！”

　　父亲眼神呆滞地坐在那里，像个木头人。

　　“爸，”我简直是恳求了，“爸，我们过去吧，打开灯守在店里……你有枪啊！”

　　我的父亲，这个二战期间曾在欧洲战场熬过五年的男人，此刻却摇了摇头说：“为了一点东西开枪杀人，我做不到……我不想拿我们的生命去冒险。由他们去吧。”于是我们就都没去当铺。父亲再没从这次打击中恢复。

　　第二天，父亲和我开车到当铺。那里仍很危险，可我们必须去看看。现场惨不忍睹，窗外的铁栏杆被拆掉，窗户也被砸破了。店内的展示橱窗没一个完整的，东西被洗劫一空。曾经难以尽数的物品，我们一生的积蓄，连同我和弟弟的大学学费、父母的退休金，就这样没了。

　　外面有几个来自马里兰州西部农场的人在维持秩序。这些男孩还搞不清发生了什么，眼前的景象在他们看来就像是在战乱国家一样。抢劫发生后，他们朝屋里扔了催泪瓦斯弹，想把抢劫的人逼出来，留下的刺鼻气味让我们都感到肺部灼热。可是这些人看起来凶狠，拿的却是没有弹药的枪，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何况当铺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早已被洗劫一空。

　　布伦姆先生见我们走出当铺，上前与父亲握手，说他很难过，说他没有参与抢劫。他又朝我伸出手，我没有接受。父亲说：“谢谢你，布伦姆先生。”

　　那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站在巴尔的摩市北大街和普拉斯基街的街角。

　　时间过去那么久，在当铺陪伴父亲的那几年回忆起来仿佛是另外一个人的一生。当时的愤怒早已消失，对于一切生活在附近，为生活奔波的人，我只有同情。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是不可能，几乎是不可能活下去的。但有时候我又纳闷，自己是如何熬过现在的生活的：没日没夜连轴转地工作；经常担心做的事情是否正确、判断是否精准，所有的坏消息我都必须传达，所有的病危病房我都必须坚守。这样的生活，尽管花了很长时间，使我现在更好地理解了父亲。

　　那次骚乱以后，父亲再也无法重新振作起来。仅存的少许积蓄不久也花光了。他哀叹生意没了，念的书又不多。保险公司、司法系统以及市政府也毫不同情父亲以及与父亲有相同遭遇的人。没保险、没赔偿，甚至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亲友们担心往后被拖累，纷纷离父亲远去。我记得我的一个伯母对另一个说：“不用担心他，他一定早弄了很多钱了。”




第7节：回忆之殇(4)

　　为了糊口，父亲陆续做了一些没有前途的工作，我则靠奖学金和贷款读完医学院。父母卖了房子，搬到小小的公寓。那段时期，每次我往家里打电话，父亲都要抱怨工作的卑微，他活得多么累，他都快要死了，等等。

　　“爸，”我说，“我就要毕业了，毕业后我就会开家诊所。一切都会好转的，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没过多久，家里的处境确实好转了。我们陆续搬离巴尔的摩，我最早，爸妈随后，最后是弟弟。我在圣安东尼奥开了家诊所，夜以继日地工作，周末都不休息。母亲过来帮我打理日常工作——接电话，招呼病人，处理邮件，管理办公室。那几年，她每晚回家还要继续工作，为的只是确认所有的账本都收支平衡，每一份表格都填写无误。她乐意让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为了她的儿子。学建筑的弟弟帮我设计了诊所，这是他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开张后的第一件大工程。

　　这段日子父亲一开始很开心，重新拿起了画笔。他贪婪地翻阅艺术书籍，自修艺术史。一天晚上，他让我在客厅坐下，他的膝上摊开一本高更画册，那页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父亲对这幅画十分着迷，着迷于那淋漓饱满的蓝色和绿色，着迷于那三组相当独特的人物，着迷于画中大胆提出的这三个问题。父亲想找个人帮他翻译一下，他的法语水平仅限于少数几个日常用语，那是他早年驻守在巴黎时学到的。通过他手头的另一个版本，我们一句一句地将高更的这个问题翻译过来。

　　“他这是什么意思？”父亲边继续研究画边问我，“他究竟想要说什么？”父亲指着画面最左方一个明显是生了病的老妇人，她的表情显示她接受了命运。“我们都在向这里走去。”说完，他合上了画册。

　　有一次，我偷偷把他的一幅油画《野鹪鹩》送去参加本地比赛，结果得奖了。我把父亲带到画展，他的画挂在展墙上，画框上还别着黄白相间的缎带。“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激动地说了一遍又一遍。

　　可是，父亲的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不到一周。他自身的某种天赋虽然被唤起了，可还不足以使受损的自尊恢复，不足以战胜此前的失败。对他来说，要被人尊重就得有成就，这意味着必须想办法谋生。

　　我推荐父亲到我认识的一个人开的珠宝店工作。他去了，午餐时间就走了，再也没有回去。我还想出十来个小本生意的计划，但都不合他的意。他拒绝我的提议，常常对我发脾气，从不说鼓励的话，对我和弟弟的成就也不曾赞美过一句。唯有孙子孙女们才能给他带来短暂的欢乐。

　　因此即便我在附近为他买了房子把他接过来住，可我还是不知不觉地躲避着他。父亲抱怨大家都不来看他，让他孤零零的。

　　一天下午，母亲还在我的办公室工作，我一时性起跑去看父亲。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书。

　　“你来这里做什么？”他问我说。

　　“我下午闲着没事，”我说，“就想过来看看你好不好。”

　　“我怎么可能过得好？你偷走了我太太。”他说。

　　我感觉脸涨得通红。“这个家总得有人赚钱养活，很显然，这个人不是你。”

　　“你给我滚出去！”他生气地说。

　　我赶紧道歉，哀求他，劝他不要一辈子都这样抱怨过去。

　　“爸，你至少应该让自己的晚年过得充实一点。妈喜欢在我的诊所工作，你就去做你一直想做的事情，上上艺术课，参加一些艺术团体，享受你的退休生活。”可他仍旧无精打采、郁郁寡欢地过着孤独的生活。他成为我心头的一块病。

　　岁月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了，父亲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短短几年间，他两度心脏病发作，紧接着患上了前列腺癌。他忘了巴尔的摩，永远逃离了北大街和普拉斯基街的拐角，可是无法逃离这衰老与死亡。那次洗劫夺走他的自信，而老化和疾病已悄然接近他。他不得不一一放弃自己喜欢的活动——园艺，钓鱼，乃至最后的美术。父亲再也无法通过绘画得到满足和安慰：他连最简单的几何图形都画不出来了。现在，他又失去了记忆，忘了过去那少许美好和多数悲痛的回忆，忘了儿子成长时期艰难的当铺岁月。

　　弟弟迈克尔和我现在是父亲的记忆库。父亲一生的场景与故事，他的冒险与灾难，他的奋斗、胜利与失败，在我们还记得住的时候，都保存在我们大脑皮层沟回的深处。有些记忆是父亲告诉我们的，比如我们出生前他的故事。其他的记忆则生动、鲜明得多，因为我们曾亲身经历，比如与父亲一起在当铺工作、一起去托马斯灯塔附近钓鱼。我们的记忆自然经过了自己的筛选和解释，可是我们所拥有的，也只能是这样的回忆。回忆不正是这样一种永远可以自由阐释的活动吗？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的人生也如此。即便前方的路只是痛苦与失落，我们也不能退缩到过去。但我仍不时回顾起一家人在当铺一起努力的那段日子。现在我决定不要冲过头，不要做太多计划。在这人生的旅程中，我需要调整步伐，能休息时便停下来喘口气。

　　我知道父母现在需要帮忙，一个儿子和一个医生可以帮而且应该帮的忙。有一天，我也将需要我的儿子、我的医生的帮忙，那一天也许比我愿意承认的还要更快地到来。




第8节：参加“新生临床实习项目”(1)

　　参加“新生临床实习项目”

　　我大学主修的是生物学，也就是与生命相关的、整体的科学。进医学院后，我还得掌握解构的科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量子化学、物理学。在实验室中，我们只能推论发生了什么，因为原子、分子与力是看不见的。

　　当时，我更愿意去观察那些看得见、有生命的事物。眼虫在载玻片上四处移动，变形虫不停地蠕动。作为医学院的学生，我当然解剖过动物，用手术刀把大肚蛙从下巴到生殖器一线切开，对仓鼠和猫也做过同样的实验。这些供我学习解剖知识的生命被放在填了石蜡的托盘上送来。它们是冰冷的死的，但我仍知道这是一只青蛙，用手指可以感觉到皮革般的绿色表皮，那是仓鼠和猫，可以摸到仓鼠浓密的皮毛、猫咪毛茸茸的尾巴。

　　但一想到对人类做这样的事，我就觉得恶心，不舒服。我曾做过这样的噩梦，梦见走进人体解剖实验室，裹着尸袋的尸体平放在不锈钢手术台上，一具接一具。我打开尸袋，凝视那死者的面孔、那闭着的眼，我用我的手切开另一个人的手。福尔马林刺鼻的气味缠绕着我，始终不去。

　　1969年夏天，在我即将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就读的前两三个月，院长来信邀请我参加只开放给十五名学生的实验班。如果我愿意去，第一学年就能在医院病房和门诊照顾真正的病人。这种机会一般要到第三学年才有。这个“新生临床实习项目”是个比较超前的试验。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是美国最早成立的医学院，而且是数一数二的，只有这样的地方有胆识在四十年前尝试这样的试验。

　　我知道这样一来，便可以把人体解剖课推到第二年再上，于是立刻报了名。就这样，对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和药理学还一无所知的我，在读医学院的第一天，就已经站到美国规模最大的教学医院的病房里。

　　诊疗室中，眼科医生正在对一名白发蓬乱、身材矮小的老妇人说明他将如何治疗她的白内障。这位九十岁的老奶奶已失明多年，现在总算有人送她来就医。

　　“我们会在你的角膜底下打开一个切口，把水晶体拿出来。”医生说。我站在医生身后，边看着病人的脸，边拿一本口袋版的眼睛截面彩图来对照。老妇人想摸摸医生的脸，医生避开了。

　　“当然，我们不会让你的视力比现在更糟。不过，如果出现术后感染，你可能失去你的眼睛。”医生说完便掉头走出去。

　　老妇人让我想起我的外婆，我留下来，在病床边坐了下来。

　　“你听得懂他们将要对你做什么吗？”我问。

　　老妇人将手举到我眼前，我摘下眼镜闭上眼，让她那瘦削的手指仔细摸索我的脸部。

　　“医生，我相信你。”她说。

　　“我不是刚才那位医生，”我说，“我只是一个医学院学生。”

　　“没关系，医生。”她说。

　　“我来只是看看嗓子痛的。”这是我被分到挂号门诊后，一位女病人反复跟我说的一句话。可我的职责是完整地记录病人的病史，从头到脚帮她做身体检查，然后将病历呈交给忙得焦头烂额的住院医生，因为那天我们这群在门诊部的学生都由他督导。

　　这位女病人不愿意脱下衣服，换上病号服。

　　“我不过是流鼻涕、嗓子痛而已。”她说。

　　“你看，我是个医学院学生，住院医生要我帮你做全身检查，”我说，“检查又不会痛……也许我们会发现什么潜在的疾病。”我当时感觉自己就是在撒谎。她年轻貌美，看起来再健康不过了。

　　“只管检查我的喉咙好了，不然我不在你们这里看了。”她坚持说。

　　我深吸了一口气：“那好。”心底却在琢磨怎样才能完成住院医生的吩咐。

　　当时我对眼部疾病略知一二，她的眼睛看起来还不错，只是结膜有点红，毕竟她感冒了。她的左耳膜是粉红色的，所以我问她耳朵痛不痛。“有一点。”她说。

　　她的喉咙颜色很红，在左侧稍前位置，我看见一些黄色的东西，上面覆盖着像发炎了的一团组织，我想那是扁桃体。喉咙右侧有个对称的肿块，我想这是另一个扁桃体，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一对扁桃体腺。中间悬垂下来的东西红而发亮，看起来比我的要肥大得多。

　　我又检查她的脖子，看淋巴结是否肿胀得厉害，结果发现病人下巴的下方两侧有几个地方一碰就痛，其中一个范围比较大的痛点几乎就在颈部的最下方低于喉咙的位置。她不肯让我进一步检查。

　　“你扁桃体发炎了，”我告诉她，“左内耳也有感染。我这就把你的病情交给住院医生，我敢肯定他会直接给你开些抗生素吃，几天后你就没事了。”

　　“谢谢你，医生。”她说。

　　“不用，我只是个医学院学生。”我说。

　　我把她的病历交给住院医生。

　　“怎么没做全身检查？”他瞅了一眼病历问我。

　　“她只让我做这些。”

　　“你知道不知道，每天都有医生被起诉，就因为他们检查不彻底。”他把笔用力摔到病历表上。“我们一起去瞧瞧。”我的脸在发烫。

　　“我是门诊部的值班医生，”他对病人说，“请把嘴巴张开。”

　　“很糟糕。好，我给你开点青霉素。”他的手指在她的颈部上下移动，检查淋巴结。“开的药你必须服用完……哇，这是什么？”医生转过头来问我。“你没有摸到这个吗？”他的手指停在她脖子根部的骨头上。




第9节：参加“新生临床实习项目”(2)

　　“我刚刚说过，那是她颈部的淋巴结。”我说。

　　“这不是淋巴结，这是甲状腺，这个是什么呢？”他抓过我的手，让我的手指在我先前摸到的肿块上移动。“这是个甲状腺肿瘤，可能是甲状腺癌。你的解剖学知识忘到哪里去了？”住院医生质问我。

　　女病人看着我，眼中充满眼泪，说不出话来。

　　“可不可能是别的东西，”我问，“比如，囊肿？”

　　“也可能，手术后就知道了。”住院医生说。

　　“女士，”他转头对病人说，“你得住院治疗，我们将帮你把肿瘤拿掉。你很幸运，我们一找就发现了。”

　　然后又对我说：“现在，你可以把检查做完了。不彻底检查，你永远不知道还潜伏着什么疾病。肿瘤可能转移到肝，或其他与淋巴结有关的器官。记住，每个病人都要彻底检查，这样才不会漏掉任何问题。”他说完便转身离去。

　　我想抱抱病人的肩膀，告诉她不会有事，可是我并不比她多知道多少。我从架上抽了两张面纸递给她。

　　“我必须为你做完其他的检查。”我说。

　　“那好吧。”她说。

　　* * *

　　普瑞玛医生是院里名声很响的临床医生和诊断专家，大家都对他敬畏三分。带我的实习医生陪同普瑞玛巡房，他说：“这老头很神，他只看一眼病人，用手摸一下，就知道病人有什么问题。真是神了。”

　　眼前的这位病人普瑞玛医生从没见过，也没看过他的病历，我想住院医生会照例报告病史，谁知住院医生只说了一句：“普瑞玛医生，这是普斯特先生。”

　　普瑞玛医生伸出手，普斯特先生凝视着白袍翻飞的普瑞玛医生，有点不情愿地握住了。普瑞玛医生没有放开他的手。

　　“你一定抽烟，没错吧。”

　　病人咳嗽了两三下。“我正在努力戒掉。”

　　“注意普斯特先生手指上陈年的黄色尼古丁斑。普斯特先生，我猜你一天抽两包烟，而且已经这样抽了超过五十年。我说的对不对？”

　　“差不多。”他回答。

　　普瑞玛医生仍然握着病人的手，普斯特先生开始变得不自在。“注意普斯特先生指甲的形状，它们都十分圆。指甲与甲床间原有的角度消失了，现在是凹的，成了钝角。”

　　验证普瑞玛医生的判断似的，我先看看自己的指甲，接着又看看普斯特先生的，他的指头看起来像是鼓槌的两头。

　　“这叫做‘杵状指’，”普瑞玛医生说，“手指能被尼古丁染成黄色，加上形状的变化，这是肺癌的征兆。”

　　普斯特先生抽回自己的手，仔细看着自己的手指。“我的手一直都是这样的啊，”他对普瑞玛医生说，“而且，我来这里是看心脏的。”

　　他看起来如坐针毡。

　　“不可能一直这样，”普瑞玛医生说，“他的胸部X光片在哪里？”他问住院医生。

　　“结果是正常的，”住院医生说，“只是心脏有点肥大。”

　　“把片子给我。”普瑞玛医生说。

　　住院医生看看实习医生，实习医生看看我。我赶紧转身，跑出房间去找X光片。档案室的技术人员奇迹般地很快找出片子。我拿着片子跑回房间，普瑞玛医生还在，谁都没走开。

　　普瑞玛医生从档案袋抽出片子，举高对着窗外射进来的光线。“心脏后面有个1.5厘米的肿块，放射线医生没注意到，你们都没有注意到，这可能是恶性肿瘤。”

　　住院医生紧张得涨红了脸，说：“普瑞玛医生，那他的心脏呢？普斯特先生有严重的主动脉瓣膜疾病……你不听听他的心脏杂音吗？”

　　“我们不为只能活六个月的病人换主动脉瓣膜。”普瑞玛医生说。

　　大家依次走出病房，我回头看了眼普斯特先生，他还在盯着自己的手指看。

　　总住院医生曾告诉我，一般外科门诊的目的，是找出外科医生们能动手术的病例。“这有点像淘金。”他说。

　　我走进一间检查室，先作了自我介绍。女病人已从检查台上坐了起来，看起来已经确信自己得了什么病。

　　“你来外科门诊看什么？”我问。

　　“我的胸部有问题。”她回答说。

　　“有问题？”

　　“你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我提出一连串通用的病史问题。当时，这些问题还不能像现在一样烂熟于心。我记得那时我把问题抄在便笺上，折好后放在我的白大褂口袋里。

　　我让女病人躺在检查台上，替她做了检查。她的乳房非常大，我没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

　　“‘有问题’的地方在哪？”我问。

　　她看起来放松了些。“你是不是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坐起来，把手臂举高过头。”我说。

　　“我正是举手时才会摸到。”她说。

　　我仔细观察她的胸部，发现左侧乳头外缘附近有一小块凹陷，我用指尖捏起这个地方，摸到了不规则的硬块。

　　“就是这里，我告诉你我的胸部有问题了，医生。”

　　“我请住院医生帮你看看，我只是个医学院学生。”

　　“我把行李都带来了。”她说。

　　我离开她的房间，把病历交给住院医生。

　　“干得还不错。”他说。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癌症。”我知道一定是，只是不想对病人或自己承认这一点。

　　“一起去看看。”住院医生说。

　　他没有再问病人问题，直接检查她的乳房。

　　“你可能得了癌症。”住院医生说。




第10节：参加“新生临床实习项目”(3)

　　“我早就知道有问题，”她说，“我把行李都带来了。”

　　“很好，这位年轻的医生会安排你住院。我们将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你，医生。”

　　“恭喜你，为院里淘了一块金。”住院医生对我说。

　　“她自己发现问题的。”我说。

　　手术室的护士知道我是新手。她帮我穿手术袍时，我笨手笨脚，帮我拉开乳胶手套时，我十根手指竟然插错位置，于是她吩咐我：“双手紧握放在胸前，别想着动手术台上的任何东西。”她全身上下只露出一双严峻的眼睛。我乖乖地回答：“遵命，师姐。”尽管她年龄比我小。

　　这是一次骨科手术。病人的髋骨患了关节炎，需要替换成不锈钢的人工关节。一个白发苍苍、声音洪亮的高大男医生正在处理一道长切口，那里面应该是病人的外侧大腿骨。病人的其余部位不是被厚重的蓝色无菌被单覆盖着，就是完全让手术区的帘子挡着，乍一看根本不会发现底下还躺了个人。

　　护士把我引导到外科医生旁我的位置，手术台另一侧还有一个医生在工作。

　　“记住，”她说，“两手紧握放在胸前。”

　　“啊，原来今天上午有实习生跟我们一起进手术室。我是格雷森医生，那位是利昂医生。”两人的目光都没有离开手头的工作，继续拿不锈钢凿子和锤子敲除多余的骨组织。“是。”我说。

　　他们继续进行手术，需要各式器具时，护士就递上去，有锯子、螺丝起子、槌子、刨子、钻子，等等。外科医生们对这些工具有更有趣的称呼，不过在我看来，它们只是工具而已。

　　手术室有一股气味，跟我用家里老旧的电钻在木片上刻名字缩写时发出的相似。

　　他们锯掉髋骨的顶端，把新的金属柄和球放进去。格雷森医生似乎对自己的工作成果很满意，一面继续东凿凿、西钻钻，一面对我说话。

　　“新的髋骨放进去的这个凹处的名字叫什么？”问过我，他像跟一侧的利昂医生悄悄说道，“病人的寿命应该没有这人工关节长吧。”

　　“这样的结果好像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是吧，主任？”利昂医生说。听到利昂医生的声音，我才发现她是女的。然后他们都笑起来。

　　“喂，那叫什么？”利昂也问我。我知道答案。进入手术室前，我花了十分钟在水槽前洗手，当然，我是在看水槽上方墙上用大头针钉的一张简图。

　　“我想是髋臼吧。”我回答。

　　“什么叫‘我想’？”她说，“你的解剖学知识都忘到爪哇国去啦？”她正专心刨去一截骨头。

　　“我还没上过解剖学，”我说，“我参加的是特别临床实习小组……”

　　“真是疯了，”她说，“我听说过这个小组，这个医学院要完蛋了。护士，把咬骨钳再递给我一下。”

　　“喂，”格雷森医生补问了一句，“你以前看过别人做骨科手术吗，小子？”钻子钻进骨头，散发出一股烧焦的味道。

　　“没，没有……不过我帮父亲修葺过地下室。”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格雷森和利昂医生都停下手边的工作看着我。

　　“离开我的手术室，现在就滚！”格雷森医生对我怒斥道。

　　“可是……”

　　“还不快滚！”

　　到了走廊，我无力地靠在墙壁上，感觉有一把钢斧当头劈下来。帮我穿手术袍、戴手套的护士走上前来，对我眨眨眼，脸上的手术口罩还没摘呢。“不要担心，”她说，“他们又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会告诉他们的。”

　　“谢谢你。”我说。

　　“用不了多久，你也会很棒的。”她鼓励我说。

　　这一年就在这类似的经历中过去了。我知道了一点东西，但我应该知道的还更多。对我而言，看病的人不是“病人”，不是“有趣的病例”，也不是“迷人的疾病”。他们都是惊慌的，生了病的，期待疗愈的个体。我与他们感同身受，而对身披白袍的医生同僚们没有多少认同。我和病人一样惊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已不再有“新生临床实习项目”，可是我今天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医生，多半与那一年的经历有关。从那时起，我就总是先从病人的角度出发，并且常常用怀疑甚至惊骇的眼光审视当前的医疗体系，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问题。

　　* * *

　　医学院二年级的第一天，我第一次走进解剖实验室。往后要再过十二个月，我才能再见到活生生的，还呼吸着的病人。我身处一群刚刚大学毕业，有些忐忑不安，嘴里说着俏皮话的医学院新生之间，简直忘了自己也曾那样年轻过。

　　我揭开塑胶床单，掀去福尔马林浸泡过的亚麻布，眼睛微微感到灼热，可是不如想象中那样难受。这是个老妇人，消瘦佝偻，皮肤蜡黄，跟我死于胰脏癌的外婆一样。看着她，我知道，临终前她也与癌症搏斗过。诊断出来了，治疗过了，最后还是没能治好。医者大多在面对生者之前，先踏入死者的世界，而我则走了相反的方向。

　　我碰了碰她的手，继续赶自己的路。




第11节：直面医学伦理(1)

　　直面医学伦理

　　那一年实习快结束时的某个周一上午，住院医生对我说道：“你准备好星期五在‘M＆M’讨论会上报告里瓦斯病例。”我全身的肌肉一阵紧张，我知道我将要面对什么。

　　“里瓦斯？”我疲倦地在脑海中搜索着这个病人。我明白，一旦我被要求在每月一次的“双M”（死亡与并发症）讨论会上报告病例，那我肯定是在某个环节上出问题了。我自认还是记得那一年犯下的每次错误的，那是我在医学院外的第一年，也是我可以合法地称自己为医生的第一年。

　　我从医学院毕业了，还算不上训练有素，然而在急诊室、门诊、病房与我所工作的加护病房，由我照料的病人我都要负主要责任。我当时口袋里总带着一沓索引卡，每张卡片标有一个病人的名字与病历号，对于我被指派去提供某种医疗服务的每一位病人，我都在卡片上密密麻麻地亲笔记录下来。现在，我反射性地拿出索引卡开始翻找。

　　“彼得?里瓦斯，”住院医生说，“你大约六个月前在‘绿岛’为他看过病。严重高血压，上周因肾衰竭入院，现在七楼。”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这个人……”我说。

　　“查看一下他的病历，准备做报告。”医生摇着头走开了。

　　“绿岛？”我想起来了。这个地方很久以前也是医院，现在（1974年），这幢破旧的建筑几乎完全废弃，只剩下一间全天24小时不休的现场挂号“急诊室”。之所以加了引号，是因为这“急诊室”不过是一条摆放了五十几张橘色塑胶椅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两间破旧的诊室。患者几乎全是讲西班牙语的底层平民，他们要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等待被派来轮班的两个实习医生。重病号不归这里管，救护车会将他们送到离这里很远的郡立教学医院。